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中断了我们的正常生活，为解燃眉之急，“大规模线上教学，长时间居家学习”成为应对危机的“非常之举”。这对教育来说，是一场“大考”，也必将成为全面推动教育改革的重大契机。

 

就像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大学副校长汪小帆说的那样：“疫情会褪去，但我们的教育不能再简单地回到从前了。”

 

一个与教育现代化发展目标相适应的教育信息化体系正加速形成

 

1月29日，收到教育部发出的“开学后学校要利用好网络平台，停课不停学”的通知时，主管研究生工作的汪小帆压力很大：“万一网络全崩溃了怎么办？万一我们的老师、学生不适应怎么办？没想到一直开展下来，会这么平稳有序，这个成绩是了不起的！”

 

这么一场覆盖两亿多大中小学生的线上教学能“平稳有序”地开展，背后是多年来教育信息化工作成果的强力支撑。

 

多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在教育信息化上推进的力度非常大：2012年，教育部印发《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之后，教育部先后发布《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关于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教育引导工作的紧急通知》《关于加强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的指导意见》《关于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2.0的意见》等重要文件，从硬件条件、师生信息技术素养等多方面夯实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内部地基。

 

2019年，在网络教育资源服务体系构建上，教育部联合多部门发布《关于引导规范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有序健康发展的意见》《关于促进在线教育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等，形成了多元管理服务格局。这为疫情期间如此大规模的线上教学能做到网络顺畅，提供了重要的部级协调机制。

 

疫情来得突然，但教育部的应急举措很给力：部署早、行动快，实事求是地研判、调整方案，大规模成功实现了“停课不停教不停学”；加强技术资源保障，指导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和中国教育电视台空中课堂网上教学，支持湖北、武汉和“三区三州”等地空中课堂每天滚动播放14小时，覆盖偏远贫困地区用户1.4亿；开放在线课程资源，推动分享在线教育教学经验；把握好教学内容的适量和教学时长的适当，加强学生作息、体育锻炼和近视防控指导；推进高校在线教学英文版国际平台建设，助力全球在线教育。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洪宇在对运行情况进行调研后如此评价：“这些年教育信息化建设是富有成效的。我国设备硬件条件提升明显，网络教育资源服务体系已较完善，教师、学生信息技术素养不断提升。”

 

在这场“大考”中，一些区域、学校在线上教学的推进策略方面理性判断、快速决策、积极筹划，表现出较高的教育信息化应用水平，为疫情期间的教育质量提供了保障。

 

例如，东北师大附中在大年三十就根据疫情形势，在遵循教育规律基础上作出了“以班级为单位开展所有线上教学”的决定。全国人大代表、东北师范大学附中校长邵志豪将之总结为他们能够做好线上教育“最最本质的原因”：“以班级为单位，学生有共同的认知基础、感情基础，在网络课堂中依然能紧紧地聚成一个学习共同体。为确保线上学习质量，我们组合式推进学习方法指导、心理健康教育和生命教育，并引入线上听课活动，一两周内就形成了很好的教学模式。”

 

本次在线教学实践，无疑推动了教育信息化技术的迅速普及。全国人大代表、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黄茂兴发现，以前那些非常排斥新技术的教师，在使用的过程中也看到了线上教学的优势，这将在整体上推进我国的教育模式、业态、方法走向线上与线下的融合。

 

汪小帆看到了教育改革的新契机，“疫情褪去之后，我们会把线上教学的灵活性、扩展性等优势在常态教学中利用起来，‘让全世界成为你的教室’会进入更加丰富的路径探索阶段。”

 

当然，在线教学是应对危机的“非常之举”，在长期线上教学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教育信息化工作也明显暴露出了地区与学校间不均衡、教师信息技术水平和应变能力不足等问题。

 

对此，周洪宇建议：“下一步亟需有针对性地实施新一轮师生信息素养提升和家校合作行动，在网络环境和硬件设备优化、资金投入、上网优惠等方面进一步向城乡弱势群体倾斜，确保所有学生都能享受优质在线教育。”

 

在教学组织工作中，邵志豪发现存在“疫情期间教育督导缺失”“线上教学缺乏统一的内容监管”两大隐患：“不能让线上教学成为监管盲区，要健全在线教育法律制度和监管机制，建议国家建立统一的线上教育监管平台，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也应对线上教育制定严格的规范化要求并加强学校督导”。

 

今年是《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的收官之年，又经历了疫情的考验和推动，我们相信：一个与国家教育现代化发展目标相适应的教育信息化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用教育教学内容方式的不断优化服务于教育目的的实现

 

新冠肺炎疫情是整个人类的灾难，教育如何化危为机？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王殿军指出，“爱国主义教育、榜样教育、生命教育、规则意识、安全卫生习惯等教育主题，都能在这次全民抗‘疫’中找到鲜活的案例。”

 

“还有那些散布谣言、诈骗、哄抬物价、非法贩卖野生动物的人，他们是怎么产生的？”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校长蔡小雄提出，我们必须去研究如何在“拔节孕穗期”通过教育去引导一个人的价值选择。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安阳市教育局局长黄艳认为，疫情期间正是让学生感受道德冲突、进行道德选择的重要时机。

 

透过教育新样态，看到了教育的过去、现在，也看到了教育的未来。

 

线上教学中师生互动与情感传递不足的问题，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些地方尝试在全省或全市统一电视教学、统一教材、统一进度开主播课、直播课，“老师讲得很热闹，直播间很繁华”，最后却上成了一节节“夹生饭”。

 

刘希娅提出，“照本宣科、给学生思考和表达的空间少、对学生的学习程度和进度关注不够等问题一直就有，只是在线教学表现更明显。”

 

刘希娅在调研中发现，“很多中小学教师包括直播课、主播课搞得很火的教师，实际上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刘希娅所在的谢家湾小学在调研了教师、学生、家庭的需求后，研制了一套互动式线上教学方案，并开发了很多专题学习课程，给学生留足弹性空间，确保每个孩子学会、学透，家长反馈、教学效果都非常好。

 

“其实，对孩子进行个性化、差异化回应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刘希娅想带动更多学校去做，但很多学校的为难情绪比较大，“就像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一样，我们课改十几年，每走一步前面都没有案例可参考，可每突破一个问题都会有质的提升。先做起来，就会有改变。”

 

疫情期间，学生自控力差成为家长、教师甚至学生本人吐槽的重要话题。

 

黄艳认为这需要从根源挖起：“学习被不断窄化。学校里有丰富的课程，孩子还能放松点，放了学却被塞进补习班，没有双休日、寒暑假。一直被裹挟着、没有自主空间，一个人很难产生主动学习的动力。”

 

这也暴露了学生能力培养上的短板。广东省深圳市光明中学语文教师钟杰提出：“从小学阶段就应该介入时间管理等方面的能力训练，长期下来才能有效果。”王殿军进一步给出了具体的教育思路：“引导学生明确自己努力的目标，对学生进行自主选择、驾驭学习资源的能力培养，减少教师的‘必须’任务、增加学生的‘自选’任务，从教师‘帮着走’到‘陪着走’，最后到学生‘独立走’。”

 

长期居家学习之后，一些学生尤其是中学生由不安变得恐慌、焦虑、烦躁，心理健康状况堪忧。很多观点将之归因为线上教育在情感传递、价值观教育方面的缺陷，但从侧面反映了对心理健康教育、生涯教育等方面的重视不足。

 

全国模范教师、湖南省岳阳县第一中学心理咨询与教育中心主任郭玉良提出：“学校要实实在在地对学生进行情绪觉察、自我调适、寻求帮助等方面的指导，这会有效提升学生在遭遇危机、灾难等时的心理承受力和自我调节能力。”

 

钟杰多年在班内开展“表达需求”“向人求助”“释放负面情绪”等主题课程。疫情期间，她努力充当学生的“心灵抚慰者”，给予学生最大化的生命关怀，复课后学生的心理过渡都很顺利：“很多事情其实是可以规避的，有的时候可能还是工作做得不够细。”

 

刘希娅说：“这次线上教学会大面积触动教师去思考教育者、被教育者、环境包括教学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再回到课堂时就不一样了。”

 

是的！这样一场深入的线上教学实战，可能会促成新一轮教学改革的新局面。

 

围绕这场已经在路上的改革，山东省临沂市人大代表、临沂第四中学校长伊永贵的说法很具有代表性：“我们要用教育教学内容与手段的不断优化，来服务于教育目的的实现。”

 

在了解中促进理解，在观念碰撞中形成共识

 

“学校、家庭承担着对孩子的直接教育责任，两者能否紧密协作，决定着教育的成败。”蔡小雄提出，“但很多家长将自己定位为‘第三方’，缺乏深度的‘前线共鸣’。”

 

居家学习中，家长成为孩子最长时间的陪伴者，深度参与到教育中。由此，新问题产生，老问题暴露，但也正因为问题的显性化，引发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提高以及家校协作水平的新启示。

 

疫情期间，刘希娅明显感觉到了家长焦虑的起伏变化：疫情最严峻时，焦虑按下了暂停键，但疫情稍稍得到控制，焦虑就又抬头了，谁多学了、谁少学了、哪个省市复课了，哪个省市没开学……“这再一次证明，教育不只是系统内部的事，经济社会发展形态、社会急功近利的风气也在向教育投射。”

 

复课后，钟杰要求学生以“疫情期间最烦人的事”为题写一篇作文，作文收上来，亲子矛盾的问题最为集中。“疫情期间，我就在班里解决了差不多10对亲子矛盾，网上很多微友的咨询也都围绕亲子关系问题。”据钟杰介绍，矛盾主要表现为“父母不理解我”“父母控制我”等。

 

“‘上名校’已经成为许多家长教育观中的第一追求。”蔡小雄从教近30年，在5所中学任教过，他说，“我遇到过太多鲜活的反面例子，真正‘有为’的家长是在陪着孩子寻找自己‘乐为’的方向，而不是在盲从、攀比中逼着孩子走向‘厌学’。”

 

“但要影响成年人的价值观是非常难的，”黄艳认为，“学校端正自己的教育行为，就会最大程度地遏制家长错误的教育行为。如果学校经常用成绩来评价学生，却要求家长不功利，是不会有效果的。”

 

在采访中，一线的局长、校长、教师都提到，学校在促进家校合作中具有先导优势。

 

郭玉良一直是家长学校的呼吁者和践行者，她认为：“家庭和学校的教育分工不同，学校当然不能为家庭承担责任，但学校作为专业的教育工作者，最了解学生需求，有主动沟通的义务。”

 

邵志豪指出：“学校要主动担当，敞开家长参与的平台，在资源选择、居家学习等方面给家长以最切实的方法指导，以避免家长的焦虑和无助感。”

 

建立高效合理顺畅的家校协调机制很关键。疫情期间，东北师大附中每月举行一次“线上家长会”，学生、家长都参与进来，消除了家长转述造成的逆反抵触心理，既化解了亲子矛盾，又为家校沟通加上了“双重约束”，保障了家校协作的效果。

 

疫情期间收到一条家长留言：老师们上课多认真，我小学文化都听懂了。孩子，你要再没听懂，那只能说明你没好好听！以前，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后，对“教育在做什么”不太了解。疫情期间，通过在线听课，家长对教育有了全面、深入、系统的了解，也在反思不同的家庭环境和遗传背景对孩子受教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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